國立台灣博物館簡介

出了台北火車站，走到館前路，抬頭就遙望一棟希臘羅馬式建築矗立眼前，也許您已經知道，也許您忽略掉了，看過……忘了……，但或許您記得曾經自己或帶著小孩在新公園(現在叫”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看過一對銅牛，然後依著它或爬上騎著它照過相。這對銅牛就在這個館前面，這就是“國立台灣博物館”。

“國立台灣博物館”不是“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台北植物園)”也不是“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在台南)。名稱冠著“台灣”，她也無愧於其名，它的典藏之豐富及展示之精緻確實代表著台灣。任何人想要了解台灣，走一趟這個館，準沒錯。想要深入了解，就不要錯過她的每個展。

以下分幾方面簡單介紹：

一、 “國立台灣博物館”是個自然史博物館。所謂自然史就是自然界的演變史，就是有關動物、植物、礦物、地質、人類人文等過去、現在所存在及其演變歷史。

二、 “國立台灣博物館”是台灣目前存在的博物館中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創立於1908年，那年台灣鐵路縱貫線台北至高雄開通，台灣總督府預定在同年10月24日，於台中公園舉行「縱貫鐵道全通式」。為迎接到時候遠從日本內地來觀禮的皇室貴族及官員，台灣總督府於1908年5月24日發佈第83號訓令，成立臺灣總督府附屬博物館。以展示台灣特有的東西及治理成果。起初博物館設在閒置的彩票局大樓(現在總統府後面的國防部大樓前身)，並於10月24日由日本閉院宮親王剪綵正式開館。至今已有106年。

三、 “國立台灣博物館”這棟建築物原是為日治時期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紀念館。迄今99年，明年為百年紀念。

清領時期，清廷一直視台灣為邊陲之地，未曾積極治理，派官只為收稅及防叛。

但台灣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海路要衝，往來於台灣週遭海域的船隻卻因黑水溝常常發生船難，大航海時代，台灣的位置正可成為船難救援及船隻補給的最好基地。在西方列強覬覦之下，台灣開港成為列強與清廷簽訂條約時所爭取的目標之一。1858(清咸豐8年)及1860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之役，清廷戰敗，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其後陸續與清廷訂約的國家包括英、法、美、俄。其中英、法、美、俄四國均提及台灣通商，法國的天津條約則正式列入台灣(指的是安平)、淡水通商為條件。有了國際條約的規定，清廷終於被動在台灣正式開港。後來又再列強的爭取之下，臺灣實際開放臺灣(今安平)、打狗(今高雄)、淡水、雞籠(今基隆)四口通商。但台灣仍未受到清廷正視。

直到1974年牡丹社事件，才驚覺日人窺視台灣，清廷聞訊後派遣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緊急前往臺灣籌辦防務。不久之後改授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註1)，稱「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將福建所有鎮、道歸其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以便與日本及各國按約交涉。沈葆楨以軍備刻不容緩，府城為根本之地，遂於安平興建砲台，置放西洋巨砲以為防禦（即億載金城），同時派兵分駐枋寮、東港等地，也在旗後（今日的旗津）設立砲台,並請調淮軍最精銳的武毅銘軍（劉銘傳部）唐定奎部隊六千餘人，及總兵張其光、吳光亮等洋槍隊及粵勇共八千餘人先後抵臺，積極備戰。這是清廷積極治理台灣的開端。

接著1884年清法戰爭，台灣也成為主戰場之一，戰爭落幕後，大清帝國於1885年決定在臺灣建省，劉銘傳(註1)便成為其首任巡撫；然而在改制的過渡期間，巡撫劉銘傳與原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即台灣的實際統治者（台灣道）劉璈（湘軍出身）之間權責歸屬不明，加之保台戰功之爭深化兩人間的派系矛盾，終於演變成二劉間「你死我活」的政爭。撫道之爭雖以劉銘傳的政治勝利告終，劉璈獲罪被流，但過程中涉及冒功、誣告劉璈，給劉銘傳的官聲及在台治蹟蒙上了陰影。

劉銘傳對臺灣建設的規劃，原以軍事為先，除希望在島上建立戰時可以自給的軍工產業外，同時對大清帝國亟陳在臺灣建立海軍力量的迫切性；但受限於財政條件，只能先從興利的近代化實業及增加稅收兩處著手。除建設多處砲台、兵工廠等現代化軍備外，他同時推行多項基礎建設，是清領二百十餘年間治理最為積極的一段時期。包括建台北城、鋪設最初的台灣鐵路（初期僅大稻埕到錫口段完工通車）、福州和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間的海底電纜，辦理電報、煤務、郵務……等；此外，動用大量軍力「開山撫番」、清丈全省田賦等，以期就地為防務及新政開拓財源。然而在推行上述新政的過程中，臺省財政負擔大增，規劃或經營不善、官員貪污等問題一一浮現，甚而引發了民間的反抗——1888年彰化縣就因清賦問題而爆發以有力鄉紳施九緞為首的叛亂——最終只有少數新政項目得以持續推展。

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採用慘無人道的武力征討，或是欺詐誘殺不斷，臺灣原住民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註2)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臺灣原住民區域，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知名文學家胡適之父，曾任臺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

「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劉銘傳在台灣的各項建設大抵於1891-2年完成，但不久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啟，翌年台灣割讓日本，這些建設有些也不及受考驗，便於10餘年後被拆除，如台北城改建馬路，鐵路被拆除重建。台北城內，因地勢低漥，排水不良，屢因颱風淹水，致重要建築，如天后宮，因而腐朽毀壞，1911年拆除。

1895年日人履台，台灣仍是瘴癘之地，日軍由北至南掃蕩台灣，死亡將近5000人，其中4600餘人死於疾病，戰死的佔不到8%。三年不到換了三位總督，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日俄戰爭的大將)，其母也在台染病而死，葬於三板橋墓園(今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口)。日人投入大量金錢，治理難見成效，遂有將台灣轉讓法國之議。

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於1898年到任，並任用後藤新平為其民政長官。(民政長官相當於現在行政院長)後藤新平曾留學德國兩年，並苦讀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後藤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風俗習慣調查，推展生物學的殖民政策，促進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與治安警察等發展，並招撫抗日份子，攏絡臺灣的門閥士紳，奠定日本在台灣往後的統治基礎。

後藤對臺灣的建設始於醫療和衛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時，著手規劃關於鴉片政策、衛生、自來水和下水道等建設。接任民政長官之後，後藤秉持「生物學原則」，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的調查與建設。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社會運動者黃旺成（菊仙）將後藤新平的政策歸納為「治台三策」，第一，是「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是「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則是「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台灣人民性的知名論點，即：貪財、怕死、愛作官。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

舊慣調查為臺灣的文化、風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紀錄；而土地及戶口調查的全面與精確，不但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建設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的施政。在產業上，後藤新平選定了在臺灣原本就有基礎的糖業，引進新式製糖技術、經營模式及大量資本，促使臺糖業蓬勃發展。並大力推動鐵路、海港和公路等交通建設，現今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內所完成，在臺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亦是由後藤新平主導興建。到了1904年（明治37年），臺灣財政已可完全自主，無須日本中央補貼，一些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例如當時臺北下水道覆蓋率已是亞洲第一高。

題外佳話：1900年，中國革命家孫中山計劃在廣東惠州起事反清，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於是兒玉總督命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協助孫中山起事。後因日本內閣改組，第4次伊藤內閣反對介入中國革命，導致惠州起義失敗。1900年11月10日，孫中山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

1906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離職回日本東京，同年9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去職，到滿州國接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與民政長官祝辰巳接任。祝辰巳為感念兒玉與後藤定下治理台灣的基礎，於是成立「兒玉後藤紀念營造物委員會」，決定為兩人建立一座紀念館。館址則選在臺北新公園旁原台北城天后宮後面(即今現址)。臺北新公園起建於1899年，直到1908年初步落成的臺北新公園，成為臺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由於當時已移作他用的天后宮尚未拆除，所以公園範圍，僅為現今公園範圍的南半段）。因為該公園的新建與落成時間，皆晚於臺北第一座大型公園：圓山公園（1897年落成），故命名為「新公園」，

1913年4月1日兒玉後藤紀念館動工興建，於1915年3月25日完工。完工後，兒玉後藤紀念營造物委員會將該建築捐贈總督府，又因位於彩票局的博物館空間不足，總督府決定此館兼作博物館之用。當時首任館長川上瀧彌隨及著手博物館遷入紀念館新館的計畫，於1915年8月20日在新館正式開館，但川上瀧彌卻在開館當日因積勞成疾而過世。川上瀧彌除了是日本時代首任館長外，也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植物學家，對於台灣植物的研究有非常大的貢獻。同時，川上瀧彌在1910年還成立臺灣博物館學會，進行田間研究、研討會、學術論文發表及出版刊物等事項。

1935年總督府舉行「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該博覽會至今仍爲台灣史上最空前盛大的博覽會，當時有127萬人來博物館所在的第一設施館參觀。整個博覽會一共吸引海內外344萬人前來參觀。而博物館所在的公園為博覽會的第二會場，博物館本身為第二會場的第一設施館與愛知館，公園內同時還有很多不同的展覽館與遊樂設施。當時除了第二會場外，還有台北公會堂（現中山堂）與現今中華路一帶的第一會場，草山行館的第三會場，大稻埕的第四會場。

註1：有關沈葆楨、劉銘傳資料詳見維基百科

註2：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慘無人道，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並不是空前絕後。前有鄭經、陳永華的屯兵政策，對西拉雅族的趕盡殺絕，後有日治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為通徹東西交通，動用大量人力槍砲，血肉橫飛，但後者隨之補以教育、衛生，造就不少原住民人才，如角板山樂旦・瓦信。

四、“國立台灣博物館”是典藏台灣動物、植物、礦物、地質、人類人文等相關標本、文物最多的單位。

清廷現代化甚晚，有關自然界的科學化研究起步也遲，台灣直到開港通商，洋人進駐，歐美各國探險家陸續來臺採集動物及植物標本進行研究。最早採集動物的紀錄，始於1845年亞當斯（Arthur Adams，1820至1878年）於綠島採獲昆蟲。然而第一位在臺灣本島進行蒐集，同時大規模、有系統地加以整理，開啟臺灣自然史研究者則為英國駐台副領事斯文豪(Robert Swinhoe，1836至1877年。也有譯名為：郇和、史溫侯）。他發表多篇臺灣哺乳類及鳥類重要文章，自命名或因他有系統地採集而發表的臺灣物種，包含兩百二十七種鳥類、近四十種哺乳動物、兩百四十六種植物、兩百多種陸生蝸牛與淡水貝類、四百多種昆蟲，以及一些兩棲爬蟲類、魚類、無脊椎動物。為了紀念斯文豪的貢獻，許多物種皆以斯文豪為名，如：斯氏懸鉤子、斯氏紫斑蝶、斯文豪氏天牛、斯文豪大蝸牛、斯文豪小山蝸牛、斯文豪氏攀蜥、斯文豪氏游蛇、斯文豪氏蛙等等。

1895年起，日本不少受現代科學訓練的學者專家，陸續履台踏勘研究，初期仍攜回日本，自博物館成立後，便大多存於本博物館，自此博物館與台灣大學成為保存台灣自然史標本的重鎮。

目前藏品數量達115,672件。藏品的種類包含了臺灣本土的人文資產與自然生態物件，深富歷史意義與代表性。重要的藏品類別包括：臺灣原住民文物、臺灣史前文化遺物、臺灣歷史與民俗文物、東南亞與大洋洲地區南島民族文物、岩礦、化石、魚類、貝類、哺乳類、鳥類、昆蟲、維管束植物、海藻與微細藻類標本等。

人文類藏品方面，包括堪稱全臺年代最早也最完整的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共計7,013件。臺灣歷史與民俗文物收藏共計17,514件，其中尤以「康熙臺灣輿圖」、「鄭成功畫像」與「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最為著名，併稱「鎮館三寶」。臺灣史前文化考古遺物9,561件，以日據時期入藏的北部圓山文化遺物與1970年代入藏的臺南左鎮菜寮溪「左鎮人頭骨化石」最為重要。另外，也包括東南亞與大洋洲民族學文物2,468件、各國貨幣4,627件及其他類藏品121件。

自然史類的收藏，地學門化石類藏品3,096件，以澎湖海溝撈獲的大型哺乳動物化石、臺南新化丘陵及菜寮溪出土的化石為主，另包含臺灣特有的北投石、澎湖文石等岩礦標本2,083件。動物類標本總計32,053件，其中包括了鳥類、哺乳類、爬蟲類、兩棲類、甲殼類與昆蟲類等，其中不乏臺灣的特有種或特有亞種及列入保育類名錄的動物標本，如臺灣雲豹、水獺、黑長尾雉、藍腹鷳、寬尾鳳蝶為主要特色，另有多達13,476件的貝類標本及魚類標本3,081件。植物學標本則以維管束植物、苔蘚植物、藻類與永生植物標本為主，目前藏品總數計20,407件。此外，本館自然生態類標本中，有116件（63種∕亞種）是深具科學研究價值的「模式標本」。

  六、展覽多樣化：

目前有三個園區：本館、土銀館(本館對面)、南門園區(南昌路公賣局附近)

常態展：台灣生物、台灣原住民、古生物、芬芳樟腦、古蹟修復。

特展：蜻蜓與彩虹(排灣族的琉璃珠與泰雅族的編織)、台灣墨玉、澎湖的南方四島(第九座國家公園)、洞洞國(土壤、有機作物、與汙染)、藏傳佛教的唐卡….等

過去曾展：百年鐵路、伊斯蘭文化、旗袍、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植物的魔法(演化及環境適應)、「我是泰雅族 !」特展、臺灣省議會檔案史料展、螃蟹特展、琥珀特展、糧食方舟特展、台灣地質與斷層等。

不論是親子教育、補充教材，或是課外知識、增長見聞….等，“國立台灣博物館”都是一個值得一探的地方，況且他定時都有導覽，團體還可申請特別導覽。